【新诗刊信仰】预定论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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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定论53
〖 三、加尔文主义在英国 〗
  我们只要稍微浏览一下英国历史,就知道是加尔文主义使抗议宗主义在英国所向披靡。玛莉女皇(Queen Mary)在位时,有一批抗议宗领袖逃到日内瓦,后来伊丽莎白女皇(Queen Elizabeth)在位,他们才回到英国,在教会中担任重要职位,其中还包括日内瓦圣经译本(Geneva version of the Bible)的译者们,这译本很多地方承袭加尔文与伯撒*(Beza)的研经成果,成为当时最通行的圣经英译本,直到十七世纪中叶才被英王雅各译本圣经(King James version)取代。加尔文的影响力也表现在英格兰教会*的三十九条*中,特别是第十七条谈预定论。甘宁汉已经考证过,亨利八世、爱德华六世与伊丽莎白女皇在位时,英国的国立教会*所有的大神学家都是彻底的预定论者,而罗得*(Laud)和他之后的主教主张阿民念主义,则是偏离原始立场的作为。
  我们如果要找英国的真英雄,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加尔文主义者;这是一群值得尊敬的人,坚持更纯净的敬拜、更纯净的生活,这也使他们得了「清教徒」*(Puritans)的绰号。麦考莱说他们「也许是世上有史以来最出众的一群人。」班克鲁(Bancroft)说:「是清教徒使英国人成为抗议宗。」司密斯则说:「这事意义重大,影响深远,难以尽述。英国抗议宗将圣经解明,使人在灵性上、悟性上都得自由,于是抗议宗不只是美洲殖民地的信仰,更是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民族的信仰,而这民族充满朝气,繁衍众多,三百年来把他们的语言、宗教、制度传到世界各地。」(注一)
  克伦威尔*(Cromwell)是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伟大平民领袖,加尔文主义是他安身立命的信仰,稳如盘石;他也招募一批同样尊奉加尔文主义的勇士,成为一批纯净英勇,举世无双的军队。麦考莱说:「克伦威尔的军队不论在英国或欧洲大陆都所向披靡。这群清教徒战士在英伦三岛和法兰德斯(Flanders)虽然屡遭艰难,有时甚至必须以一敌三,但是他们不但从未失败,更是每次都能瓦解所有抵挡的势力,最后他们英勇到一个地步,认为只要是争战之日,就必定也是某种程度的得胜之日;他们即使面对全欧洲最著名的劲旅,也是充满自信,嗤笑敌军。当时被放逐的英国保皇党虽与克伦威尔为敌,但是看到克伦威尔的军队如此英勇,也不禁以同为英国人为荣;他们在敌众我寡、众叛亲离的劣势下,仍然一举击溃西班牙最精锐的步兵;法国的护城河才刚被法国最骁勇善战的将军夸为固若金汤,他们就在其中杀出一条血路。」他又说:「克伦威尔的军队与其它军队的不同点,主要在于全军上下都有严谨的道德,敬畏神的心。即使最狂热的保皇党也承认,在克伦威尔的军队中没有一处让人听到脏话,看到醉酒、赌博;而在克伦威尔的军队长期统治的地方,良民财产得以保全,妇女也受尊重;没有女仆申诉受军人调戏,金饰店也没有丝毫黄金被夺。」(注二)
  被誉为全美国两大历史学家之一的费斯克(Fiske)教授说:「如果说十七世纪的人类政治前途取决于发生在英国的各种问题,也不算太过分。如果没有清教徒,恐怕全世界都没有政治自由。有史以来,如果曾经有人为了全人类的理念舍命,那就非克伦威尔的铁骑兵团莫属了,他们以圣经为口令,以赞美诗为战歌。」(注三)
  当抗议宗的殉道者死于皮德蒙(Piedmont)谷,当独裁的教皇坐在他奢华的宝座上,收集他周围沾满血迹的衣服时,只有清教徒克伦威尔在议会与全国国民同心的支持之下,上书要求停止迫害。
  克伦威尔曾经在三个不同的场合被人劝进称王,但是他都拒绝。我们看见清教徒在教义上是加尔文的嫡系,几乎按着字面遵守加尔文的教导;只有他们保守了英国的自由火花,使它继续发扬光大。费斯克教授说:「人类进步到今天这个地步,拜约翰.加尔文之赐甚多,他的贡献实难高估」。从以上这些事实来看,没有人能贸然否认这句话。
  马飞治在他那本篇幅短小,内容宏伟的著作《历史中的加尔文主义》(Calvinism in History)中说:「我们如果再问一次:『是谁使英国最后大得自由?』,历史告诉我们:『是著名的加尔文主义者,俄冉遮(Orange)太子威廉(Williams)』。就像麦考莱说的,威廉在加尔文强而有力的逻辑里找到一种东西,正合他的理智与性情。他信仰的主轴是预定论。他讲究逻辑,目光锐敏,所以公开表明:要他放弃预定论,就等于要他放弃相信宇宙中有一位护理万有的主宰;如果这样,他就只能作一个享乐主义者了。他说的正对,因为预定论与『有一位主宰护理万有』是同一件事。如果我们这个人前后一致,那么只要我们接受前者,就得接受后者。」(注四)
(注一)Smith, The Creed of Presbyterians, p.72.
(注二)Macaulay, History of England, I., p.119.
(注三)John Fiske, The Beginnings of New England, pp. 37, 51.
(注四)McFetridge, Calvinism in History, p.52.
〖 四、加尔文主义在苏格兰 〗
  要查验一个信仰体系的实际果效,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公认受这个体系影响好几代的国家或民族,仔细查考他们的现况。例如我们查验罗马天主教,就可以去西班牙、意大利、哥伦比亚或墨西哥,观察那里的宗教与政治,就可以看出罗马天主教的果效。如果我们打算这样查验加尔文主义,可以去一个国家看看,这国家长久以来几乎都以加尔文主义为唯一的信仰,就是苏格兰。马飞治告诉我们,当加尔文主义还没有来到苏格兰之前,「极大的黑暗遮蔽大地,盘踞人心,辖治百姓的心灵,好象无止境的恶梦」(注一)。
  司密斯说:「加尔文主义来到苏格兰,那时当地居民还受罗马教会奴役,被神父辖管,无知而可怜,肉体上、精神上、道德上都败坏了。巴克尔(Buckle)形容他们『无论是自己,还是家人,都污秽不洁』,『穷苦可怜』、『过度无知,极度迷信』,『迷信已深植他们心中』。然而诺克斯*(Knox)在苏格兰研读圣经,已经体会到一些预定论的精神,后来到日内瓦受教加尔文门下,更彻底领悟这伟大的教义,并且传给苏格兰人。这教义闪耀在苏格兰人心中,带来的转变实在令人惊异,好比万古长夜中忽有日光照耀……诺克斯使加尔文主义成为苏格兰的信仰,加尔文主义则使苏格兰成为全世界的道德标准。加尔文主义在哪里兴旺,那里就愈少犯罪;今天全世界公认最有道德的民族,也就是最彻底奉行加尔文主义者;加尔文主义在哪里影响力最大,那里的道德水准也最高,无论是个人或国家都是这样。这绝非巧合,不容忽视」(注二)。喀莱尔*(Carlyle)说:「我们真的可以说:诺克斯使他的国家从死里复活了。」佛劳德则说:「如果没有约翰.诺克斯,就没有今天的苏格兰。诺克斯就是这等英雄人物。』
  我们如果说苏格兰的长老会是日内瓦改革宗教会的后裔,一点也不为过。苏格兰的宗教改革虽然比较晚,但改得远比英格兰更彻底,更根本,也因此创立了奉行加尔文主义的长老会,只承认基督为教会元首。
  如果有人问:「苏格兰宗教改革中,谁是神所使用的主要器皿?」,答案很简单:就是约翰.诺克斯。种下宗教自由与社会自由的种籽是他,使社会改换一新的也是他。没有诺克斯,苏格兰无以成国。沙夫*(Philip Schaff)说:「诺克斯是最伟大的苏格兰人,正如路德是最伟大的德国人一样。」
  沙夫又说:「诺克斯这位苏格兰的改教英雄虽然比加尔文大四岁,但是在加尔文门下谦卑受教,而且比加尔文更奉行加尔文主义。诺克斯在『血腥玛莉』(Bloody Mary)执政的五年间(1554年至1559年)被放逐,多半住在日内瓦。他在那里看到一个『从使徒时代以来最完全属基督的学校』。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殷勤带领苏格兰人脱离中世纪的半野蛮状态,并以加尔文的教导为范本,把近代文明之光带进苏格兰,使他在抗议宗的宗教改革史上的名声仅次于路德、慈运理、加尔文。」(注三)
  佛劳德说:「翻遍整本宗教改革史,我们在苏格兰岛找不到一个人比诺克斯更伟大……。现在该是英国历史还给诺克斯一个公道的时候了;如果不是诺克斯,我们的宗教改革就会失败;是诺克斯带起的那股风潮救了苏格兰;如果苏格兰重归罗马天主教手下,那么不管伊丽莎白女皇座下群臣的智能多么高超、她手下主教们的教导多么引人入胜,她自己的诡计多么高明,都难保英格兰不会经历一场革命。是诺克斯教导罗司安(Lothians)伯爵的农奴说他们是自由人,在神眼中与那些蹂躏他们祖先、傲慢至极的同辈或高位圣职者*(prelate)平等。他是玛莉皇后不能软化、麦特兰(Maitland)家族不能欺瞒的对手;他使国内贫苦的百姓奋起、刚毅、坚忍。这些百姓也许脾气有点硬、见识有些偏狭,甚至迷信,却是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。无论国王、贵族、神父,都不能迫使他们就范。不过诺克斯虽然贡献这么大,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;原本应该尊崇他的人,却对他忘恩负义。」(注四)
  早期苏格兰改革宗的神学是以预定论的原则为基础。诺克斯的神学直接取自日内瓦,他主要的神学著作是一篇针对预定论提出的论文,这篇论文痛批当时在英国和别处流行的一些不严谨说法,见解犀利,下笔澎湃,遇到难题也不退缩。在十七、八世纪,苏格兰的农民对预定、拣选、遗弃、代赎的范围与价值、圣徒永蒙保守……这些教义很有兴趣,只要讨论这些题目,他们都聚精会神,侧耳倾听。这些教义以苏格兰为起点,南下先传到英格兰、爱尔兰,又横渡大西洋传到美洲大陆,所以有人说苏格兰是「近代长老宗主义*(Presbyterianism)的祖国」,实在当之无愧。
(注一)McFetridge, Calvinism in History, p.124.
(注二)Smith, The Creed of Presbyterians, pp. 98, 99.
(注三)Schaff, The Swiss Reformation, II., p.818.
(注四)Froude, History of England, p.437.
〖 五、加尔文主义在法国 〗
  当时法国也点燃一股自由、冲劲、活泼的加尔文主义之风。「加尔文主义在法国称作胡格诺派*(Huguenots)。这群人的性格是世人知道的。他们道德纯净,行事英勇,不管是在本国受逼迫,或是被放逐到异乡,不论敌友都一同惊叹」(注一)。大英百科全书说:「他们的历史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奇迹,说明一个坚强的信仰会产生何等持久的力量。他们的坚忍事迹是宗教史上最值得注意的英雄故事。」他们也是法国境内勤奋工匠阶级的主要成员,而「诚实如胡格诺派人」已成格言,代表他们人格之崇高。
  1572年八月廿四日是一个礼拜天,也是圣巴多罗买日;当天有许多抗议宗信徒在巴黎被人暗算,惨遭屠杀;同样令人发指的场面后来也在法国各地重演,持续了好几天。在圣巴多罗买日被杀之人数各方估计不等,从一万人到五万人都有。教会历史家沙夫的估计是三万人。这次疯狂的逼迫使无数抗议宗信徒逃往荷兰、德国、英国与美国。这事件使法国蒙受难以弥补的损失。英国历史家麦考莱论到那些从法国逃到英国定居的抗议宗信徒,有以下的记载:「他们中间最卑微的人,都超过欧洲任何国家一般百姓的知识道德平均水准。」大历史家李杰(Lecky)自己是个不带感情的唯理主义*者,他的说法是:「南特上谕(Edict of Nantes)被撤,导致胡格诺派被灭。胡格诺派是法国国民中最坚强、最恭谨、最有德性、素质最整齐的一群人;他们被灭,代表法国最后一道防线也消失了;原本这道防线也许可以阻挡邪恶与不信的洪流蔓延;但是现在邪恶与不信的势力肆无忌惮,到处横行,国民品格自然就低落了;一百年之后,这股邪恶与不信的狂流淹没了教会与国家,使教会与君王反倒向这股狂流俯伏称臣,尝到他们之前种下的苦果。」(注二)
  瓦波顿说:「如果你读他们的历史,就知道当时的逼迫何等残酷不公。法国人最宝贵的鲜血淹没沙场,最耀眼的天才下到监里,无人闻问,挨饿受冻;最高风亮节的贤士好象林中野兽,遭人无情追杀」,又说:「他们在各方面都远比他们的同胞优秀。他们的生活严谨,冷静节制、道德纯净、习性勤勉、远离不洁,不沾私欲,使他们的生活不至于像当时其它法国人一样受腐蚀;如果我们想知道他们信仰的原则是真是假,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看他们在生活中的表现;即使他们的敌人也同意这一点。」(注三)
  当时的法王生活放荡,而且透过贵族阶级传到平民;教会已经腐化到只剩下一个空壳子,唯一表里一致的就是它的残忍。修道院成为罪恶的温床,独身本来是为了守贞,现在已经变成不贞不洁的污秽泉源。国家与教会的腐败、淫荡、专制、讹诈已非笔墨能形容;赦罪可用钱买,赦罪卷这等可耻的交易有教皇认可,有些教皇简直就是充满罪孽的怪兽,平民无知到令人胆寒,教育被贵族与神职人员垄断,许多神父甚至是文盲;整个说来,社会已经解体了。
  这虽然只描述到黑暗面,但绝不夸大,我们只要补充一点光明面的描述,就算是报导平衡了。天主教内确实也有许多诚实的信徒,认真寻求体制内改革,不过教会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,没办法在体制内改;真要改革,就非得跳出来与罗马天主教对立不可。
  抗议宗的理念逐渐由德国传到法国,加尔文开始在巴黎活动。大家很快就认出他的才能,公推他为这个新运动在法国的领袖之一。他的热心招致教会当局的反对,于是他只得逃命。虽然加尔文在日内瓦定居之后,就没有再回法国,但他仍然是法国的改教领袖,重要的事都征询他的意见,他也协助胡格诺派制定信条与教会行政组织。历史学家都同意,后来鼓舞法国抗议宗信徒与教皇抗衡,与亲教皇的君王奋战的,就是加尔文主义。
  加尔文主义在英格兰有清教徒,在苏格兰有誓约派(Covenanter);照样在法国也有胡格诺派。加尔文主义在这三个不同的国家中培育出同一种类型的人,这就是加尔文主义能塑造人格的最佳明证。
  加尔文主义在法国快速传扬。根据费薛(Fisher)《改教史》(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)的记载,到了1561年,全法国已有四分之一的人信奉加尔文主义。马飞治提出的数字更高,他说:「不到五十年的工夫,这所谓『严苛的信仰』已经进入全国各个角落,将近有一半的人奉行加尔文主义,几乎每个法国的重要人物都是加尔文主义者。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人数之多、力量之大,甚至全国上下都好象一度被加尔文主义之风扫过」(注四)。史迈尔(Smiles)在他的《胡格诺派在法国》(Huguenots in France)这本书中写道:「我们很想知道,假设在抗议宗与罗马天主教对峙之下,整个法国在十六世纪末也归向抗议宗,(其实这也差一点就发生了),那么加尔文自己既然是法国人,他的神学体系会怎样影响法国历史以及法国人的性格呢?」(注五)。如果这真的发生了,法国历史当然会大大改写。
(注一)Smith, The Creed of Presbyterians, p.83.
(注二)Lecky, English History, Eighteenth Century, I., pp. 264, 265.
(注三)Warburtom, Calvinism, pp. 84, 92.
(注四)McFetridge, Calvinism in History, pp. 144.
(注五)Smiles, Huguenots in France, p.100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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