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义”“利”之先后

本文来自于投稿,作者潘家志。
义和利,谁先谁后?
在传统和现实中,社会主流一直大力宣扬的是道义为先、利益其后,甚至惟讲道义、无视利益。
《孟子》中记载,战国时魏国屡败于诸候,国君梁惠王厚礼招贤,以求强国雪耻。孟子来到魏国晋见梁惠王,梁惠王问:先生不远千里而来,有什么对我国有利的高见呢?孟子答:大王为什么要讲是否有利呢?只讲仁义就行了。大王求利则官员求利,官员求利则百姓求利,上下求利相争,国家就危险了啊!所以,大王只讲仁义就行了。
司马迁对此也大加赞赏,在《史记》中为孟子写传时说:我读《孟子》至此时,常忍不住掩卷长叹,是啊,“利”确是一切祸乱之始呀!孔夫子之所以少于言利,就是在防备这个祸乱的根源啊!
崇义贬利,这是我们传统中的一基本理念,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。义是高尚的,君子所为;利是低下的,小人所为,从中可见传统封建皇朝对利之痛恨。他把利置于义之下,二千年多年以来一直声嘶力竭地向百姓宣扬先义后利、以义制利、义中取利,这也是传统对义、利两者关系的基本定义和认识。
传统封建皇朝中这种既当欲女、又立牌坊、欺世盗名的做法令人十分痛恨。皇朝既然视利如粪土,那么就应见利而不为,为什么还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呢?
反过去想,二位夫子说的是对的。天下之利尽归了皇朝,老百姓啥利没有,哪还能、如何与百姓谈“利”?只能是大谈而特谈“义”了,用“仁义道德”的面具愚弄老百姓,用“仁义道德”的枷锁锁住老百姓,使百姓好好地当着顺民、好好做着为皇朝谋利的工具。
二位夫子的话还道出了另一实情。“上下争利国则乱”,点明了皇朝的利与百姓的利是对立的,“上”利是建立在对“下”利的抢夺之上的。“上”把利拿走后,丢下张“仁义”的大饼,让“下”饿着肚子,天天仰望着这高高在上的画饼充饥。
到了宋朝,这张画饼又被儒学史上另一里程碑式的人物――朱熹涂描得更为绚丽,他提出了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。不仅要消除百姓之利,还要消除百姓对利之欲,让百姓的活着只是为了“天理”。何谓“天理”?我的理解:天子之理也。
可喜的是,百姓还没有完全被蒙蔽,当“天理”让自己活不下去时,还知道站起来找“天理”要饭吃。
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壤壤,皆为利往”。逐利,这是人的本性之一,人要是没了这一本性,社会就没有了前行的动力和源泉,就不能称之为人了。传统延续千年的“仁义”说教,就是想改变人的这一本性,痴想人人都成为大公无私的圣人,先求义、后求利。
但是,在利益的诱惑下、在人本性的驱使下,义在利面前往往是不堪一击的。这也是传统“以德治国”的悲哀:越是无权无势的越有德,是因为他的力量弱小,小得只有讲德才能维护他的利益;越是有权有势的越无德,是因为他的力量强大,大得越是无德得到的利益越大、越是有德得到的利益越小。讲德的、不讲德的,都是对各自利益的认同,都是希望自已得到的利益最大化。
传统的千年说教终只是千年一梦,到如今,人逐利的本性分毫未见改变。
我的理解与此相反:应是先利后义、以利制义——有了利才有了义、管住了利才管住了义。传统中,百姓的生或死都是为了皇上,真正的毫不利已、专门利人,但同样是人,凭什么要他为了别人去生、去死?对他而言,义在何处?天下之利百姓一点都管不住,尽归了皇上,你对百姓这一无利之人去大谈什么见义忘利、义中取利,如同对着太监大谈节欲少淫一样,是不是虚伪、滑稽、刻薄至极?
没有利,何谈义!
先利后义,这才是符合人的本性、符合基本事理的。有了利,才有了分利;有了分利,才有了分得公与不公;有了公与不公,才有了义的或高或低。所以,人逐利的本性并不可怕,怕的是利分之不公。
这就是传统和现实中的错误所在,不在分利上作文章,而在消除人的本性上大作文章,作啊作,最终只能是一纸空文。可叹的是,我们现在仍在这一纸空文上大书而特书,把社会道德的沦丧归结于个人的品质下滑。于是,讲国学、播经典,大搞道德的说教,活动运动层出不穷,作用效果却微乎其微。
我们为什么不从利上深挖猛刨呢?
当一个人连自己住的房子或赖于生存的土地都保不住时,对他来讲,义在何方?
当一个人拼命干活,仍吃不饱、穿不暖、住不上房、看不起病、买不起墓地时,对他来讲,义在何方?
当两个人,干同样的活,因编制、身份不同,报酬差距很大时,对报酬低的讲,义在何方?
当人们住最贵的房、买最贵的车、用最贵的油、走最贵的路时,对他们来讲,义在何方?
当我们因财富的多或少而享用不一样的公共服务时,对钱少的来讲,义在何方?
当垄断经营企业发放着高工资、实行着高福利,却能从国家财富中得到疯狂补贴时,对其他企业和行业讲,义在何方?
当同样的产品,国内卖得贵、国外卖得便宜时,对国人来讲,义在何方……
所以,现今社会道德沦丧的原因并不在义、而在利――是分利出现了问题。当分利、取利不讲道理、不依法度,由个人、或少数人、或少数集团决定,全凭权力和势力说话,大家丝毫没有掌控力时,哪能奢求什么义?
管不住利,就管不住义!
官员的前腐后继,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。每个贪官进监狱后,都会痛哭流涕地说:自己的信仰出了问题,道德滑坡,放松了自我要求,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。上级领导也会痛心疾首地说:忽视了对该同志的管理教育,愧对部属、愧对组织、愧对百姓。这些丝毫没有击中问题的要害。
问题的要害在于――没有管住官员的权和利。
记得前几年有个广为流传的新闻轶事:中美友好城市市长对话,我市长“愉快地”答应了出访邀请,而美国市长面露难色地:我今年的办公费用中没有这笔支出,等我个人募捐到这笔费用后再去吧。中国市长马上一拍胸脯,豪情万丈地说:来吧,这笔费用我们出。
同为市长,一个精打细算地使用公共的每一分钱,一个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义高义低,一比就出来了。
但这并不能说明外国市长的品德一定比中国的高,决定的因素是美国市长的权太小,动用公共财产个人说了不算。而中国呢?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,就他个人说了算,权利无限大,只要上不追究,即可为所欲为。
你给了他为所欲为的权力,又希望他不为所欲为,岂不自相矛盾?
管住了利,才管住了义!
当公权被限制得无法谋得私利时,不用道德的说教,官员的义自然就上去了,谁能说当权不谋私利的官员是无义?当社会的分利、取利变为民众决定时,不用大搞种种活动运动,义自然也上去了,谁能说民众得利的事是无义?
在社会的运行管理中,利是焦点和核心,远远重于义。利益的冲突是所有社会冲突中最为直接、最为猛烈、最为持久的。管理的实质就是分配、协调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。只有管得住利的管理才是真正的管理,只有能分好利的管理才是有义的管理。
鹰眼观察:所谓义利之辩,其实是个哲学问题。比如先有利还是先有义?利决定义还是义决定利?如果硬要归类,使用大家都熟悉的哲学语言来讲,那就是谁属于物质、谁属于精神的问题了。利,其本义指刀剑锋利。引申为顺利、便利。故又引申指利益、好处、利润等。义,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。指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,合乎正义或公益的,情谊。
据此而言,利应该属于“物质”范畴,义属于“精神”范畴,如此,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毛主席说:“世界上怕就怕‘认真’二字,共产党就最讲认真”。所以,谁也别道德绑架,谁也别站着说话不腰疼,认认真真学点辩证唯物主义,搞透问题的实质,终会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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