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国恩仇录
有一个月没见了，微信君要是说是因为工作太忙会不会被打？
上次放出《清人诗集叙录》的消息之后，很遗憾书却一直没有上架。目前当当和亚马逊到了一些，其他的地方还不确定。因为仓库搬迁，发货和物流都受到了很大影响，编辑室近期新书都被波及，暂时无法确定上市时间。
没有新书的日子可以看看我们公众号的文章。这一次是明代专场，头条（本文）介绍的是明代文坛上的刀光剑影，有几桩有名的公案，也有不著名的细节，还顺手理顺了明代文学史。第二篇推介的是明代诗歌，恩仇录里出现的人名大部分也出现在了那一篇中。第三篇明代小品文推荐在有红泥小火炉的冬夜阅读。
本文有些资料整理自（还没有上架的）新书——廖可斌老师的《明代文学思潮史》，三大电商未上架，但有些自营书店似乎上了，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试试。
明代文学恩仇录
赵蔺璧 纂述
明代文学流派众多，前赴后继，一派兴衰快则一二十年，慢则三五十年，文学思潮急剧变化，前后辈关系复杂，逸闻趣事多，矛盾也很多。书生恩仇，粗算也有一沓，今天摘取主要的理一理。
如果前朝留下来的遗产也算数的话，吴中派可以算作明代文学的第一个流派，它是个地域性的文学群体，以苏州为中心，代表性人物是杨维桢、高启等。这个流派的文人在元末群雄逐鹿中支持张士诚，跟朱元璋作对，所以朱元璋特别恨。朱元璋击溃张士诚以后，对吴中派，政治上极力镇压和摧残，甚至置其于死地，比如腰斩高启、徐贲下狱、杨基判劳役。
朱元璋官方图
在文学上，他们也被属于朱元璋一派的浙东派毫不留情地批评。浙东派的代表人物是宋濂、刘基。宋濂号称明代文臣之首，他说吴中派那些人的诗文根本读不懂，因为他们就像是一个心思错乱的人在胡言乱语。刘基以谋略著称，很受朱元璋青睐。朱元璋问他当时文章谁的最好，他回答说宋濂第一，他第二，张孟兼第三，吴中派的那些人根本不在他的眼里。这两个威望很高的人这么一说，后面的人就更不客气了，比如王彝就很直接地说杨维桢是“文妖”，方孝孺说吴中派这些人是端着飘忽不定的鬼火訾议太阳，应该被消灭。吴中派被暴力与讨伐夹攻，无力还手，最后忍气吞声地澌灭了。
太祖洪武皇帝收拾完吴中派一干文人之后，接着翻过手来整肃帮助他的浙东派文人。他觉得文人最可恨，打心底里瞧不起，但又害怕文人，因为文人帮他出谋划策，灭了元朝，所以总有些放心不下。于是，他利用胡惟庸毒死刘基和他儿子刘琏，然后利用“胡惟庸谋反案”处死宋濂的次子和孙子，宋濂则死在发配流放地的路上。皇帝淫威如此，浙东派领头人物结局凄惨，追随者的风头自然也就低了下来。在此之后，文学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宋濂（左）和刘基（右）
明成祖起兵夺取皇位以后，政治形势趋于缓和，对待文人也不像他父皇那么心狠手辣，文人渐渐又回到了皇帝的身边，但是这时候他们不再是手握政治权力的宰辅，而是变成了皇帝的小文秘，身处馆阁之中，为皇帝提供咨询、参谋、动笔、跑腿等服务。闲的时候才写写诗，诗文只是同事之间交流、娱乐的一种方式。他们的文辞尽量缛丽，雍容，稳重，看上去有学问，有内涵。于是就形成了一股新的潮流——“台阁体”。
“台阁体”的领袖人物是杨荣、杨士奇、杨溥，这批人在皇帝身边，身份娇贵，却没有骨气，后人尤其看不起杨士奇，因为他在编写《太祖实录》的时候，谄媚成祖永乐帝，厚诬那些忠诚于建文帝的人。
“台阁体”风行了四十年，明英宗正统十四年（1449）“土木堡之变”以后，文学界就有人看不惯这些文秘写的“台阁体”了。明宪宗成化三年（1467）元宵节，终于有人挑头，打破这种局面。按照往年惯例，宪宗皇帝命翰林院官进奉咏元宵灯火文字，共庆佳节，而翰林学士们遵旨要上一篇“台阁体”文章。但该年罗伦、章懋、黄仲昭、庄昶四人拒不奉诏，并且上书谏止元宵灯火。攻击体制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最后这四个人被贬黜。他们虽然没有成功，这件事却说明“台阁体”已经令人厌倦了，连台阁内部的人都开始起来反对它了，它的崩溃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
从成化三年（1467）到弘治八年（1495）这段时间，有不少人起来摸索新的文学写作，比如桑悦、文徵明、唐寅等，但他们的影响都比较小，没能超越台阁体。弘治八年（1495），李东阳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，进入内阁，他也不喜欢台阁之风，他喜欢“神来、气来、情来”生气勃勃的唐代诗文，倡导人们学唐。这个想法一下子把明人沉闷的文学热情引爆了，追随他的人纷纷去研究唐诗、学唐诗。李东阳祖籍湖南茶陵，团结在他周围的文学流派就被称作茶陵派。茶陵派的影响是全国性的，李东阳成了当时的文坛盟主。
李东阳
李东阳的思想特色换个词形容就是“复古”，他打开这扇门，年轻人一拥而进，并且更加激进，号称“文必秦汉”“诗必盛唐”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人称复古派的前七子。这七个人是李梦阳、何景明、康海、徐祯卿、边贡、王九思、王廷相，其中李梦阳和何景明是他们团体思想上的领袖。前七子一开始拜服在李东阳门下，受到李东阳的提携。但因李东阳贪恋富贵，阿附大宦官刘瑾及其党羽，七子反对刘瑾，双方矛盾由此扩大，关系紧张。
正德三年（1508），七子中的康海母亲去世。按当时惯例，他应该“持厚币请台阁人为志铭”，也就是请地位很高的李东阳来写墓志铭。但康海没有这么做。他首先自己写了一篇《行状》，然后请地位很低的朋友王九思写《墓志铭》、段德光作《传》，更有甚者，还请因事被抓到京城审问的李梦阳写《墓表》。康海特立独行，此举一出，内外轰动，当然也伤了李东阳的面子，李东阳记恨在心。不久，当朝廷决心铲除刘瑾时，李东阳一方面顺利地剥掉与刘的关系，另一方面以康海与刘是同乡，曾受刘照顾为由，将康海列入刘阉一党，予以罢官。李东阳这种做法可谓恬不知耻，连他自己的学生罗玘都嫌弃，上书请削门生籍，不愿再做他的学生。
李东阳不久就去世了，没有人能压制七子，七子的风头很快就盖过了茶陵派，声势更加壮大。
在享受胜利与荣耀的同时，七子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李梦阳、何景明二人在学古的方法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李梦阳主张学习模拟法度，规矩观念重一些，何景明主张涵泳变通，变化多一些。二人的矛盾产生了纷争，朋友之间貌合神离，客观上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力。
前七子好景不长。受王阳明心学影响，原先追随七子的后辈李开先、唐顺之、王慎中等人起来公开反对七子的思想，他们也受到嘉靖皇帝的青睐。嘉靖八年（1529）会试，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土张孚敬（即张璁）、詹事霍韬为考官，取中唐顺之等。廷试赐罗洪先、程文德、杨名及第。 唐、罗、程、杨皆为理学名流，这一届被艳称为“理学榜”。唐顺之会试第一，殿试二甲第一（即总第四名）。嘉靖帝亲批其策曰“条论精详”，“海内传以为荣”。这与当年孝宗赏拔康海对策遥遥相对，倡导的风尚正好相反。
明世宗（即嘉靖帝）
唐顺之、王慎中等人拉起的旗号是“唐宋派”，也是复古，只是学习的对象和重点不一样，以前主要是学盛唐，他们说这样不好，应该学中唐，尤其是唐宋八大家。
另外，“唐宋派”之所以能够迅速兴起，在文坛夺得一席之地，在很大程度上跟“权相”严嵩有关。他们得严扶植，受严庇护，为严羽翼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引起了另一批年轻人——“后七子”的不满。“后七子”是李攀龙、王世贞、谢榛、梁有誉、徐中行、宗臣、吴国伦，其领袖人物是李攀龙、王世贞，他们觉得唐宋派太狭隘，学习的对象又不够经典，于是重拾“前七子”的思想，故称复古派后七子，与“前七子”相呼应。由于嘉靖帝希望大臣们相互牵制、斗争，以便他幕后控制，所以嘉靖一朝，党争异常激烈，先是夏言、严嵩之争，然后是严嵩、徐阶之争，然后又是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接二连三地斗争。唐宋派与后七子的消长盛衰，与政坛上的角逐密切相关，唐宋派诸人大多为夏言所黜，继为严嵩所收，后又为徐阶所黜；后七子则基本上都参加了反对严嵩集团的斗争，并受到严嵩集团的迫害，后来又得到徐阶的照顾。
其实，严嵩年轻时也是前七子思想的追随者，他与徐祯卿、郑善夫、崔铣是弘治十八年（1505）的同年进士，入翰林后，又与这些人交游唱和，风格以“秀丽精警”著称，李梦阳夸奖他，说：“如今词章之学，翰林诸公，严惟中（严嵩字惟中）为最。”不过，为官不久，他便因病回家休假去了，在老家一呆就是十年。后来出山仕宦，官位越升越高，心也就越来越野，一路招权纳贿，精力就不放在文学上了。他的恶劣的政治品行自然会招致抨击，他对批评他的人也毫不留情的反击，之前的好友顾璘因为批评他，也被他中伤罢黜。
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）十二月，刑部郎中徐学诗上疏请罢严嵩、严世蕃，结果被杖，削籍为民。日暮负伤出京，后七子之一的谢榛前来相送。三十二年（1553）一月，杨继盛弹劾严嵩“十大罪”“五奸”，后七子站在杨继盛一边，与严嵩公开对立。于是严嵩开始考虑怎么压制后七子。他想到的办法是，拉拢扶植另一批文人，使之成为一股足以抵消后七子的力量，这时唐宋派进入他的眼帘。唐宋派文人由此在政治上获得了一些利益和影响力。
严嵩书法
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）五月，严嵩垮台，徐阶为首辅。后七子因参加过反严嵩的斗争，徐阶附身加意结纳，王世贞、徐中行等也自愿列于门墙。在徐阶的援引下，复古派诸子先后重返政治舞台，他们的影响进一步扩大。如果说在严嵩主政时期后七子与唐宋派呈分庭抗礼的局面，那么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成了后七子的天下了。
像前七子一样，后七子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，甚至比前七子分化得更为严重。“后七子”对名誉看得很重，成员之间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中。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）春，他们在刑部结诗社唱和，六名骨干人员各写“五子”，称“五子诗”，“以记一时交游之谊”。不久，经徐中行介绍，吴国伦加入诗社。开始吴国伦与诸人交谊尚浅，暂时没有列名“五子”（六子）。他加入诗社时，“五子”（六子）的名目已定，于是他想，若要列名其中，一定要挤走一个人，于是他把宗臣作为排挤对象。
宗臣
三十三年（1554）初，王世贞、吴国伦、宗臣在京，吴、宗发生争执，双方甚至大打出手。据宗臣写给徐中行的信说：“舍人（吴国伦）因起殴，几折吾齿。”又在给李攀龙的信中大骂：“吴生亡赖，耳目纵横，意常驾仆。仆发短心甚，颇得意于此生。此生矫厉，非仆当之，几负矣，足下以为如何？”于是李攀龙写信给吴国伦，说：“元美（王世贞字）书来，亟言足下似欲据子相（宗臣字）上游者，乃足下亦自谓宗、谢所不及，而梁、徐未远过也。明卿明卿亡赖哉，三子者不可谓非海内名家矣。……明卿今见其胜之尔，即一日千里，某何敢私诸二三兄弟乎？”李攀龙信里转述王世贞的看法，说吴国伦不仅自己觉得胜过宗臣、谢榛，就是梁有誉、徐中行也不觉得优长多少；李攀龙的态度还是批评吴国伦的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当李攀龙因宗臣对自己被顺德府民告讦一事周旋不力时，他也对宗臣不满了，遂在写怀五子诗时，去掉谢榛，加入吴国伦，并置于宗臣之上。去掉谢榛，是因为他之前跟谢榛闹翻了。谢榛是布衣，没有功名，七子多藐视之，而谢榛则以名士自居，时有任诞作达之行。李攀龙赴任顺德知府时，谢榛就在附近，却不去相见。于是李攀龙就派仆人带上礼物去请，谢榛认为仆人来见，礼节太疏，于是就把仆人大骂一通，把礼品扔到大路上。李攀龙对此很生气，就写了一篇《戏为绝谢茂秦书》。
宗臣看到李攀龙的这几首诗后，就很不客气地质疑：“足下……怀诸子，仆句更奇。吴生乃以足下后仆于生，遂为信抑，恐足下不然也。”此后，李攀龙与宗臣的关系一直不好，后来李攀龙写信给王世贞说：“广陵生（宗臣）游我二人者已甚尔。今既以他补，其尚释憾哉。” 因宗臣外补地方官、王世贞后来又有劝告，李攀龙这才作罢。
吴国伦对李攀龙写怀五子诗，把他名列其中，并置于宗臣之前，很是感激。但后来他们也发生了矛盾，关系不好。吴国伦与宗臣的关系后来又有好转，这些都是后话，事情的经过委曲复杂，就不多说了。
李攀龙编选的《唐诗选》，此书是明代唐诗选中影响最大者。
谢榛跟王世贞也有矛盾。王世贞门庭显赫，他父亲王忬曾经很受嘉靖皇帝宠信，官位很高（王忬后因严嵩挑拨被嘉靖帝诛杀）。自己也是少年中第，春风得意。他因李攀龙的关系才与谢榛相交，一开始就不怎么把谢放在眼里，而谢榛偏偏又倚老卖老，所以可能在他们结识后不久，王世贞对谢榛就不大客气了。在谢榛看来，双方交恶，纯粹是因为自己对王的诗作进行了直率的批评，而王又不肯接受的缘故。不过，徐渭认为，诸子排斥谢榛，是因为谢榛没有功名，而其他人都是进士出身。（入清以后的钱谦益、朱彝尊都支持这一说法。）
在李攀龙与谢榛、吴国伦等人的冲突中，王世贞一直站在李攀龙一边，维护他的领袖地位，两人有过一段关系密切的时期，不过后来也出现过危机。王世贞任青州兵备副使时，曾与李攀龙论诗。李攀龙自命为孔夫子，而以王世贞比左丘明。左丘明是阐释孔子思想的人，比孔子低一级，有等而下之之意，王世贞听了很不高兴。李攀龙于是赶紧改口，拟之为老子。孔子是向老子问过“周礼”的人。历史上二人最起码也是平起平坐的关系。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以前，王世贞还经常把作品交给李攀龙删改，从那年以后就不再送了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他开始摆脱李攀龙的影响，在理论和创作上走向完全独立。李攀龙去世以后，他便成了该派的领袖人物。
王世贞
后七子在文坛上春风得意，极为烜赫，但也有人不买他们的账。徐渭极诋他们模拟像剽窃，有如鸟学人语。汤显祖也是如此。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，汤显祖考中进士，次年七月赴南京任太常寺博士，一直到万历十九年（1591）五月，汤显祖在南京任职达七年之久。万历十三年（1585）至十五年（1587），王世贞之弟王世懋任南京太常寺少卿；十六年（1588）至十八年（1590），王世贞也来南京任兵部侍郎、刑部尚书。四方文人云集于王氏兄弟周围，南京成为复古派活动的中心。这时，汤显祖萧然杜门，不与掺和。王世懋是汤显祖的上司，他倡为公讌诗，汤拒绝参加。不仅如此，汤还于大庭广众之中指摘李攀龙、王世贞等人诗赋用事出处，批评其剽窃模拟之弊。作为复古派盟主，王世贞官位、声望都很高，与辅相元老关系密切。作为“报答”，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京察，汤显祖不仅没有升迁，反由正七品的太常寺博士调为从七品的詹事府主簿，他的书《紫箫记》，也被认定为讥讪朝臣，遭到查禁。
徐渭、汤显祖对王世贞等人的批评给后人的启发很大，王世贞、汪道昆、吴国伦等复古派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万历二十年前后相继去世后，公安袁宏道兄弟继之而起，称“公安派”。袁宏道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考中进士，二十二（1594）年明确提出反对复古主义，提倡抒写性灵。后来钟惺、谭元春又对公安派主张提出修正，人称“竟陵派”。两派相先后，有一段时间还存在竞争关系，作为“公安派”的后期领袖袁中道曾号召人们抵制钟、谭，但没有成功，不仅如此，后来连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袁祈年（过继给伯父袁宗道）也被竟陵派吸引过去了。这两派的小品文写得特别出色，只是太纤弱。
公安派、竟陵派活跃的时代已经是晚明了，明末还有一次复古运动是由几个社团推动的，最有名的是复社，复社的领袖是张溥；这个社团最初是为了交流八股文经验而成立，后来才延伸到文学创作和政治领域。还有一个几社，几社的领袖是陈子龙，几社不是纯粹的文学社团，还有理学方面的思想掺入其中，比较注重操行，他们后来大多死在抗清运动中。清人入关以后，极力镇压江南士人，禁止各种集会、社团被扫荡得一干二净，而明遗民也大多认为结社是导致明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，对之加以批判。至此，有明一代的书生意气，随着王朝鼎革，化为烟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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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硬广时间
《明代文学思潮史》
廖可斌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定价：56.00元
2016年4月
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
一语天然万古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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